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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天门历史》(第一卷)

发布时间: 2012年06月12日 04:09 来源: 中共天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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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左”倾错误的危害与天门苏区的丧失

  襄北苏区的大发展,势必有与鄂西北和鄂豫皖根据地联结起来的趋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由王明把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强调占领武汉中心城市。在党内实行“肃反”错误,又加剧了红军内部骨干力量受到迫害,导致了苏区的动摇和一步一步地丧失,这是革命斗争中的最沉痛教训。

  一、天门境内反“围剿”战斗

  1932年春夏间,中共临时中央连续致电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委,指示红三军大胆出击,主动进攻,向襄北发展,进逼京汉铁路与鄂豫皖联成一片,造成长江北岸的革命高涨,进而包围武汉,配合长江以南革命的斗争,争取实现鄂、湘、赣三省的首先胜利。遵照中央指示,湘鄂西中央分局不顾红军在连续作战后急需休整和国民党正在组织新的进剿等实际情况,要求红三军乘胜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实行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在这种情况下,红三军被迫进行佛子山至瓦庙集和九真张家场战斗。

  (一)佛子山至瓦庙集反“围剿”战斗

  襄北敌军在天北文家墩遭到严重打击后。蒋介石由南京飞来武汉坐镇,组织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他自兼总司令,命何成浚前往应城,徐源泉前往岳口督战。他们重新修订了进攻计划:以四十四师两个旅为第一支队,以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各一旅为第二支队,以重新组建的一四四旅,独立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主力为总预备队,先“清剿”天门、京山、应城、汉川襄北地区的红军,然后向襄南洪湖推进。

  19323月下旬,“清剿”大军向天门蒋家场、张家场、花台、柳河,京山的钱家场一带出动。驻岳口的独立三十七旅主力北进天门准备和新三旅一团相机出动。驻沙洋的敌四十一师一个团进驻多宝,威胁红军侧背。此刻,红三军八、九两师正在天门和京山南境内汉宜公路两侧开展游击活动。发现敌人进攻,军部即令七师留一个团在张港警戒襄河两岸交通。主力向八、九两师靠拢,准备集结在天门灰埠头、坟禁两地迎击敌人。

  330日上午,红七师尚未到达集结地。敌军先头部队就在京山瓦庙集以东梅家湾、王家湾与红军警戒分队接触,抢占了瓦庙集、梅家湾一带村庄。红军八、九两师即进入战斗,背靠猴迹山、佛祖山、西龙尾山至瓦庙集西北各高地及梅家湾、王家湾以西地区,猛烈进攻,并派兵一部,插入敌人两个支队的中间地段,切断其联系。敌发现红军主力,立即转入防御,在所占村庄和丘陵地带,拆屋砍树,构筑工事,设置鹿砦,开掘壕堑,顽强抵抗。敌机也不断向佛子山红军阵地轰炸扫射。战斗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激烈。

  31日下午,红七师主力赶到后进入战斗。他们从阮家沟向东占领了天门佛子山一带的何家湾、张家湾、彭家湾;红九师一部,又进至敌军的左侧,基本上形成了对敌第二支队的包围圈。

  41日,徐源泉率一四四旅一个团及第十军特务团由应城赶到皂市。同日,新三旅一个团经石家河增援前来,阻止红军在戴家河附近发展。被围之敌,妄图恢复两个支队的地面联系,未能得逞。

  2日,敌四十四师师长肖之楚率领补充一、二两团,押解弹药给养,由皂市西进,被红军侦知,红军立即命令一部,绕道汉宜公路北侧山地,昼夜兼程,3日下午,将走到钱家场附近的肖之楚部团团围困。敌军龟缩钱场,死命抵抗。红军猛攻不下,又成僵局。同日,驻沙洋、钟祥之敌四十一师的一个旅进驻永隆,驻天门之敌独立三十七旅进驻渔薪河、灰埠头,威胁红军东侧。

  5日,敌一、二两支队,乘红军抽出部队东调增援之机,各以三个团的重兵,疯狂反扑,打通地面联系。战斗至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

  此役,敌军先后投入战斗有71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另有航空第四队队长杨鹤霄、副队长崖沦石亲率空军日夜助剿。红军前赴后继,反复冲杀,激战七天七夜,全歼敌建制部队一个营,击毙击伤敌官兵约2000余,击伤了敌一二三旅旅长黄新(即黄伯韬)。并在佛子山戴家河击落敌机一架,红军伤亡1400余人,武器弹药几乎耗尽。在佛子山打下敌人一架飞机后,虽然被敌兵抢走机头,但红军抢到了机尾,作为战利品,红军战士们还感到十分高兴。湖北省清乡督办兼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徐源泉认为:“赤匪”打如此之硬战,实为前所未见。

  佛子山至瓦庙集的战斗,也给红三军烙下了巨大的创伤。在战斗中红军伤亡较大,致使红三军主力元气受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算打了个平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却认为:像这样七天七夜持久的剧烈战斗,是在邓中夏路线领导下的红三军团绝没有的事……这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这种过份的估计,导致冒险行动的继续。

  (二)九真张家场战斗

  19325月,国民党集中20个团的兵力。向汈汊湖地区,发起更大的规模的“围剿”。贺龙军长指挥红三军主力在九真镇张家场一带迎敌。

  23日上午,敌四十四师一三二旅及补充团从皂市出发至文家墩附近,红三军一部从四面发起进攻,歼其先头部队一部。敌军遭到阻击,匆忙中布置侧翼掩护,边打边走,退到张家场一带,占领阵地,固守待援。此刻,红三军各部,亦由各方赶来,将敌包围,猛烈进攻,仅红九师于25日一天,连续进行8次顽强的冲锋,红军战士因连续作战,十分疲困,有的就倒在战场上。因敌依托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火力坚守,也未能解决战斗。红军一面发起进攻,一面准备打击敌援军。29日,敌四十四师之一三一旅和补充一团由皂市来援,在城隍庙附近遭红军部队阻击,敌又分三路沿皂市至天门大道及其两侧展开进攻。红军决定西撤,待敌进至文家墩,红军以有力部队向敌侧猛攻,予敌杀伤甚众,迫其转入防御。当日被围于张家场的敌军,为配合援军的行动,向西北反扑,夺回了两个小村庄,因敌增援部队与被围之部队相距不远,战斗形势于红军十分不利。30日上午,敌第十军特务团又由皂市来援,根据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红军指挥人员认为在此歼灭敌人已不可能,遂决定主动撤退。红三军司令部设在灰市青山徐家咀,为了鼓舞士气,政委关向应和贺龙商定,在其湾后大树林召开纪念“五卅”惨案七周年大会。除了安排一部分兵力在佛子山、陈家场等地警戒外,到会军民约15万余人。贺龙主持会议,关向应作主讲,号召军民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精神,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顽强战斗,向这几次战争牺牲的战友们致敬。

  而这次战斗,敌我双方相持88夜,敌人伤亡800余人,混战中敌第一三一旅旅长于兆龙被击伤,红三军伤亡也在1300余人以上。这是继佛子山至瓦庙集战斗之后又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不久,红三军司令部迁驻京山南部的台岭庙,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有关成员和襄北特委也随之迁入京山。为红三军主力向鄂西北发展奠定了基础。

  贺龙后来回忆起这几次打的“硬仗”,称作为“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啊!”,诙谐地一语定评是准确至极。

  由于总的指导方针的失误,这两次战斗的教训是应该引起反思的,但贺龙的指挥艺术和苏区群众的踊跃支前以及红三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学术和政治工作经验的研究价值。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全力支援,他们在战场上的流血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完全是可歌可泣,直得发扬。

  二、湘鄂西“肃反”在天门的发端和苏区的失陷

  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等人不从主观上检讨自己左倾作战方针的错误,反而毫无根据地推断红三军连战失利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红三军中存在许多军阀残余游击主义等;二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没有积极配合。他主观原因上找不着解决的办法,而从客观上大作文章,认为是“改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内部破坏的结果。于是19325月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一)第一次肃反从天汉开始

  天汉县地处天门、汉川边缘湖区,天汉县和襄北特委党政军机关这时都设在天东净潭蒋家场一带。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初,“左”倾盲动错误留下了隐患,加之佛子山至瓦庙集和九真张家场战斗伤亡较大。5月中旬开始,中央分局翻出老帐找借口,从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与国民党营长张锡侯有联系开刀。其时,国民党集中20个团的兵力“清剿”汈汊湖区,天汉县军事部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国民党张锡侯一个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里潭。张锡侯走投无路,同意次日向红军投降。不料次日清晨,敌人大批增援部队在飞机配合下,从皂市和崔家横堤向红军反扑。战斗中,红三军将张锡侯捕获。

  当时,中央分局负责人怀疑杨国茂有意纵敌,与敌勾结,便授意保卫局严刑审讯张锡侯,在酷刑逼供下,张锡侯诬供与杨国茂勾结,密谋于5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等等。张本人1927年冬在天汉暴动时曾参加过地方土匪部队,被收编又叛变为国民党部队。据此,分局负责人不分青红皂白便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不许本人申辩,予以处决。

  此后,又依据俘虏的口供继续捕人。由于政治保卫机关一开始就实行逼供的错误方针,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和采用种种酷刑审讯。结果,有些屈打成招,或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统统作为定罪捕人依据。这样,一个被捕,多人受株连。所谓“改组派”分子,一下子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不久,天京潜特区军事部长,天潜游击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吴新武,因为和一个妇女干部谈恋爱及放走一个下面送来经审问认为应该释放的地主分子(实为钱粮先生),便被扣上“放走坏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监禁。然后,作为“反革命”杀害。

  负责肃反工作的各级肃反委员会,以及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凌驾于党委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只分局个别领导人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直至牵连省军级干部。这样,肃反中的错误更加难于制止和纠正。株连的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193278月间,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给中央的报告称:“肃反”已成为湘鄂西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湘鄂西省委的一份报告称,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天汉县委和天潜县委全部都是改组派”。

  在湘鄂西省委“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接任的天京潜特区游击大队长汤武,不久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特区京南区委书记刘素珍(拖市人),因该区负责军事的毛成凤拖枪叛变事件受到牵连,政治保卫局也把她作为“反革命”、“改组派”逮捕审查后处决。天潜县委书记潘洋龙、县委委员刘少南、姚普生等相继被杀害,天潜县委几乎陷于瘫痪。

  对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的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一再表示支持,中央于193285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中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同时还指出湘鄂西“对两条路线斗争还非常不够”。许多斗争不过停留在机关里,而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强。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这个指示无疑是对湘鄂西继续执行过“左”的政策火上加油,使错误愈演愈烈。这一指示下达后,渔薪区苏维埃负责人徐公清及区干部30多人全部被作为“改组派”杀掉。后来,行军掉队的被视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开会,被视为进行“反革命密谋”;两三个人一起说话,一起走路,被扣上“兄弟团”的帽子;两三个人一起吃东西,被扣上“好吃会”的罪名。两三个人同行,只能互相监视,不能相互说话。睡觉要背对背,谁也不理睬谁。这就使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怀疑一切,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结果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的骨干,遭到诬谄和杀害。红军和游击队失去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严重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损伤了革命的元气。

  (二)天门苏区的失陷

  1932年夏,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决定调集50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4次“围剿”。他部署兵力,以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为左路军司令官(住岳口熊兴祥家),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住岳口武圣庙),指挥洪湖地区的全部鄂军及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和新增加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共10万余人“围剿”洪湖苏区。准备分别在皂市占农田1088亩,岳口占1747亩修建飞机场,作为轰炸洪湖苏区的基地。

  鉴于国民党的军力部署,集中在襄北的红三军这时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其省委的指示,立即派红九师大部回师洪湖。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于613日在新沟一带,对入侵洪湖苏区的川军四师范绍增部3个团作战,全歼敌军取得胜利。次日,襄北鄂军6个团从天门岳口出动,入侵渔薪河、黑流渡。皂市之敌也企图乘红军主力在襄南之际,重新控制襄河北岸要点,攻击襄北部队以策应川军。这两路敌军刚刚出动,便得到范绍增部失败的消息。于是,已动者急忙撤回,未动者不敢再进。但是“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者无视这种情势,依然强调贯彻执行湘鄂西党的“四代会”决议,要全力攻打应城、皂市,“进逼武汉、饮马长江”。76日,敌军抽调27个主力团编为4个纵队,企图首先包围襄北红军,然后转入襄河南岸洪湖中心区作战。14日,敌军发动总攻。

  敌人深知苏区士气旺盛,同时大力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计划,以割裂苏区军民的鱼水关系。在政治上划分了“清乡”区域,以大地主、大豪绅担任“清乡”委员,设立行政督察专员一级组织”“综合辖区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这些组织积极整顿民团、保安队,推行“十家联保”、“连坐法”、“通行证”制度,颁布“通匪治罪条例”等反革命措施。

  715日,敌第一、二、三纵队由文家墩、皂市、天门三线出动,由东向西南齐头并进,以“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战术,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企图首先占领襄北苏区。次日,敌第四纵队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敌人的飞机也来轰炸灰埠头、张截港的浮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天潜、天汉苏区党组织及游击队组织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抢修浮桥,被飞机炸死炸伤者不少。

  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分头对敌阻击后,一部撤至襄南,一部转移到敌侧,一部进至京山、钟祥、皂市、安陆之间的地区,以牵制敌人。

  天门苏区的赤卫队和少先队发挥了侦察、牵制、扰敌和迷惑敌人的作用。广大群众坚壁清野,大批的随红军部队和游击队行动,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威胁。国民党万耀煌的报告称:“国民党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均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骚挠。避难良民(外逃的地主豪绅)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又恐军队外调无保障,亦多畏缩不前”。后来,敌人利用苏区正在执行的错误“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和“左”倾军事决策仍寻求打阵地战的错误,调整了军事部署,除以一部继续进攻襄南,于24日占领潜江外,主力仍继续留在襄北寻找红军决战。

  7月底,尚在襄北的红三军部队,鉴于敌兵力强大,很难寻找在野战中歼敌的机遇,便决定转移襄南,首先打击川军。接着,敌重兵从北面和西面进逼洪湖,寻求与红军主力作战。这时,红军在襄北只剩下天汉、天潜、京山等县的地方游击队。襄北的应城、安陆、天门、皂市和沙洋之间的苏区,自红军南移后,基本上沦入敌手。

  三、红三军主力撤离后的天门形势

  19327月下旬,红三军一部主力转战襄南后,留下来坚持的红八师一个营与天汉游击队在净潭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于是,中共天汉县委书记黄志林带领群众和游击队转移至中洲湖赤壁街隐蔽。干驿区苏维埃人员则随天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一转移到潜江县熊口孙家大桥一带。8月,天潜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30余人,转移到监利县莲花台一带继续坚持革命活动,有的转入潜江和江陵边界湖区芦苇荡里坚持斗争。

  8月中旬,洪湖苏区形势十分险恶,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成立襄北独立团。于是调红三军骑兵大队长贺炳炎任团长,分局委员、原少共省委书记宋盘铭任政委。任务是将襄北各县转移到洪湖的游击队带回襄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等敌人“围剿”结束,再伺机返回洪湖。

  9月间,贺炳炎、宋盘铭到达大洪山区。在这里,他们将天汉游击队、鄂北游击队、天潜游击队、钟祥游击队、京山游击队,以及红三军失散的部分武装编成襄北独立团,下辖三个营,一个警卫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计1200多人枪。独立团凭借大洪山区群山连绵、林木参天,主动袭击敌人的据点,配合洪湖中心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10月,独立团趁大部分敌人在随县跟踪红三军主力之机返回洪湖。这时洪湖中心区已经丧失,形势日益恶化。夏曦带余部几经转战,也转移到大洪山的六房咀与红八、九师会合,不久,红军主力向湘鄂川边区转移。襄北独立团在洪湖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西征,一周后退出洪湖,从岳口附近以西过汉水再渡北上,在襄北荆门、钟祥、京山边界坚持游击战争。1933年春,转战京山、天门、钟祥、枣阳、荆门等县。襄北独立团只剩400余人,于6月中旬在监利车湾渡长江时,遭敌重重包围,在战斗中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红军离开天门后,天门县的革命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参加红军,随部队离开天门的约有2000余人,也有的是地方部队,随红军主力转战湘鄂川黔开辟新苏区。其中干驿的区苏维埃委员史可全,红军撤离时,随区苏维埃主席汤成功一行30余人到达潜江县熊口镇,后一起参加天汉游击队,程子清、丁荣等编入卢冬生警卫师,他们于10月相继编入主力红军;另有王绍南、黄忠学、魏天禄、吴子杰、邓可运、范忠祥、宋庆生、别祖厚、杨虎臣、陈华堂、范保顺、李国良等编入红三军和参加长征有1500余人,另有转战各地的红军流落人员约有3000多人。二是留下来坚持斗争和隐蔽被敌人杀害。敌人控制天门后,在土豪劣绅配合下,立即分区“清乡”€梹棸ご灏せР榛Э冢巡锻郎惫膊吃薄⒏锩刹亢腿褐凇L烨毕匚笔榧抢畲烊褐诖忧苯窘腔氐胶诹鞫珊螅晃北3ち跫揖阕阶。谠揽诠匮毫税肽辍?2月,连同其妻廖兰娟一起杀害于天西李场乡杨家桥。李人林的母亲吴先英,是徐马乡妇委主席,他动员两个儿子参加红军,长子李人林随红军主力转移,次子李人慧转移到毛咀被敌人捉住枪杀。反动乡团捉住吴先英,逼迫其交出儿子李人林,她誓死不交,被清乡委员陈贵敬吊在树上严刑拷打,惨死在敌人皮鞭下。拖市镇袁传鉴、刘素珍、袁孝纲一家,铲共团将袁氏家族满门抄斩,杀害60余人,烧房屋30多栋。少共县委书记袁孝纲留下来坚持斗争,被铲共团捉住后,对他施以剜眼割耳的酷刑,但他宁死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最后,敌人割掉他的舌头,锯掉他的四肢,剁成肉块抛尸荒野。三是有些人被诱骗胁迫而自首。虽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幸存下来,因与上级联系中断,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岁月里,也只能极秘密进行活动。茅湖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向甲午随红军到潜江长湖一带被川军部队打散后,先在芦林里隐蔽。后国民党强迫老百姓铲掉芦林,他们又被迫投亲靠友。七、八月间到总口后,向甲午利用原中共麻洋区委保存的20支枪,组织了40多人的暗杀党,准备等红军大部队回来,回家乡组织群众报仇。后来,国民党“清乡”越来越紧,哨卡林立,寸步难行,许多同志被捉杀,剩下的少数人东零西散,目的没能实现。另有一批随红军主力和襄北独立团转移鄂西北,被打散的红军人员及部分游击队员,返回洪湖和天门坚持斗争途中,遭到追捕而失散或隐蔽。

  同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加速建立保甲制,组织“铲共义勇队”、“民团”、“保卫团”、“保安队”血腥镇压革命。地主豪绅的“还乡团”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到处捉拿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府干部。在黄潭鲁塘清乡团清乡途中,随意将在田间耕作的无辜农民李才广捉住杀掉,名称“祭刀”,然后大开杀戒。不一会,又有两个过路的外乡人被杀戮。仅在七屋岭一个村,137户中他们就杀害干部和群众108名。乡苏维埃政府成员杨潭松、闵文金被杀头示众,不准收尸。王秋儿跑脱,其母被剁成8块示众。

  张场战斗后,铲共团在花台一个早晨杀20人,在柳河区杀560人。国民党营长赵仲权带队“清乡”,在燃灯寺杀200余人。

  铲共队长刘玉祥从岳口一直杀到陈家潭口。杀区乡干部22人,陈家潭百户人家被杀47人。

  胡市国民党头目李正汉、合丰国民党头目王俊安提出“血洗胡市”,39名同志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

  国民党四十八师董继陶驻防岳口,在玉横台杀工农群众400人……青山乡第五村108户中,被杀的农民赤卫队员达308名,杀绝35户。杨贞全一家5口,连一个13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

  天门县清乡委员潘典华坐镇渔薪,在区乡分别建立铲共团、铲共队,大举血腥“清乡”。那时,“铲共义勇队”的刽子手穿一件背心,袒胸绣着一个“勇”字。他们每个人都操着生杀大权,耀武扬威,过去和谁有仇、有隙,看不顺眼,这时都可借机发泄。有人曾从地主家搬出一条板凳,杀!有人喊叫群众开会(如渔薪镇的李喜官),杀!无缘无故的(如马家滩一生靠挑水维生的廖甲儿)也要杀。

  廖家湾廖长生是一家豆腐铺的徒工,曾参加对资本家的斗争。国民党抓住他后,将其手反吊起来,先割掉双耳,再砍去双手……一块块割,一处处砍。

  第一乡苏维埃妇女代表陶英,是随红军来渔薪工作的一位女同志。因身怀有孕留了下来。铲共团将她抓住后,扒掉她的衣服,强按她跪在砖头上,再由两个匪徒在她的小腿上压上一根杠子。同时,将她的两条胳膊拉直缚在另一根扛子上。然后,让两个匪徒站在两侧把扛子猛力向上提,肌肉拉裂,肝肠碎断,揪心撕肺地疼痛。匪徒还用竹条抽打,用香签烧烙她的背部。敌人问她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必需给铲共队长做老婆。面对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陶英仰首回答:“愿死!”慷慨就义。

  在渔南,潘典华命令蒋场铲共中队长贺明恒交100个人头。丧心病狂的贺匪从胞兄开刀,一口气杀了117人。

  蒋场另一个铲共队陈朝杰,强迫赤卫队队长陈柱官的父母用砒霜毒死亲生儿子。因喝药未死,陈又马上逼他父母用绳子将其勒死,陈母在儿子惨死后投水自尽,儿媳被逼卖。剩下一儿一女无人照料,冻饿而死。

  渔薪涂家花园铲共团头目吴炎庭在本村杀48人。还凶狠地将儿媳一刀捅死,残忍地割掉她的奶头。

  灰埠头(现灰市村)是贺龙住过的村庄。全村百余户人家,被杀108人。全村杀绝32户。其中徐家嘴32户人家被杀48人。

  潘典华还在杨泗港大张家台(现杨港村一组)将徐狗二、方石磙、徐年官、周开泽等数百人用上了锈的刺刀一一戳死。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

  国民党杨场区长陈仁泽将徐家嘴徐学香、徐海儿和徐松儿父子3人,徐士恒、徐后凤爷俩等十余人杀害。徐学香祖孙3人既未参加红军,也没有当过赤卫队。陈仁泽给他们上压杠,逼他们下跪、毒打。他们呼天喊冤枉。陈说:“你们冤枉什么,只是不该姓徐”。渔薪镇当时300户人家,杀60余人。

  那时,各乡、村铲共中队、小队都在杀人。对那些“要犯”便送到渔薪镇分别在马家滩(现渔薪油厂对河)和乱葬岗(现渔薪大桥交通站所在地,那时为公墓场)杀害。由于杀人太多,有埋掉的,也有没有埋掉的。许多野狗啃食人肉。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潘典华在天西直接、间接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群众达4000余人,杀绝60余户,烧毁房屋500余栋,借机勒索敲诈财物折合光洋5万余元。

  直至1934年,关押在县城监狱里的“政治犯”、“军事犯”还有140余人。7月,杀害了政治犯67人,军事犯17人,判刑60余人。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迫改名换姓,流落异乡、漂泊江湖,过着悲惨的生活。

  反动派杀人手段之残忍,无所不用其极。有的砍头、断膀、大卸八块,有的割掉生殖器,有的妇女被剖腹而死,手段之毒辣,无以复加。仅据民政局烈士名册记载,红军指战员、区乡干部被杀的就有4000余人,其中儿童团员447人。全市受株连的红军、干部家属、无辜群众数以万计。

  1933年春节,国民党卢市区区长蒋登甫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过这朝流家空如水洗”,下联是:“杀尽共匪生成福禄来”。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红军离开后,天门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极其黑暗时期。

  四、天门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

  在近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天门的党组织经历了由秘密到公开,由组织武装暴动到创建和发展红色革命根据地,再到苏区丧失复杂的、曲折的过程。既有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又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归结这些经验教训,集中证明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走武装割据的道路,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领导人民走向胜利。

  既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千方百计掌握革命的武装。从土地革命一开始,天门的党组织就在鄂中(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天门游击队,领导了卢市、净潭及天西的暴动。逐步建立了数支小型游击队。以这些游击队为基础,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数百人、上千人,纵横驰骋于襄江南北。天门游击队、天潜县游击大队、天汉县游击大队等,最后编入主力红军,成为革命的劲旅。

  在建立游击队的同时,各级党和政府十分注意建立群众武装赤卫队、少先队和儿童团,保卫地方党和政权组织,保护老百姓和密切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在游击队升级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游击队员,成为永不枯竭的兵源。

  为了支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天门党的组织,从开始建立游击队起,就开始了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自觉把游击队作为斗争工具,将发展武装、对敌斗争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了天门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在苏区创建发展时期,紧紧抓住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在红军的支援下领导广大群众摧毁旧政权,扫除反动势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进攻。随之又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巩固了苏区。

  正确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是巩固扩大根据地的中心环节。1931年冬至1932年春,天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中贯彻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方针,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在敌人“围剿”和进攻期间,广大农民奋不顾身与敌人顽强斗争,使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后来,湘鄂西苏区个别领导人极力推行“左”倾错误,轻视农民游击战争,贯彻单纯防御战略;忽视农村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一心向往夺取大城市。在政治上进行错误的“肃反”,在军事上硬打硬拼,在土地改革中执行一些过“左”的政策。结果丧师失地,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事业,成为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经验证明:不论是建立工农武装,进行革命战争,还是建设和发展根据地,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则,革命就会遭受挫折。

  天门的党组织,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坚持土地革命的总方向,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战,实事求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天门的实际结合起来,执行了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团结了全党,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所以革命曾一度呈现兴盛的景象。可见,党的正确领导乃是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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